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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钱的诱惑 为什么巨额奖金带不来高业绩（第9页）

看到这里，数据对杀手球员有利——对银行家也同样有利，从事实来看，似乎一些高素质的人能在压力下有更好的表现。

但是，我知道你料定会有一个“但是”

，比赛最后5分钟要想多进球有两种方式：提高命中率（这表明水平有明显提高）或者命中率不变，增加投球次数（这表明技术水平没有提高，只不过尝试基数加大而已）。

于是，我们分别计算了杀手球员的命中率和投球次数。

事实表明，杀手球员的命中率并没有提高，他们只是频繁地增加了投球次数，他们最后5分钟的实战命中百分比也并没有提高。

说到这一点，你可能会认为比赛到了最后时段，杀手球员都被对方紧紧地盯着，他们无法像人们预期中那样更好地发挥。

为了弄清是否真的如此，我们计算了对方防守队员犯规和杀手球员的罚球次数。

结果和上面说的一样。

杀手球员处在对方的严密防守之下，对方防守队员犯规多，他们得到的罚球机会也多，他们罚球时无人阻挡，但命中率也没有提高。

当然了，杀手球员都是非常棒的球星，但是我们的分析结果与人们一般的共同信念相反，他们在球赛最后的关键时刻，并没有异乎寻常的表现。

很明显，NBA球员并不是银行经理。

NBA对球员的选拔比金融业要严格得多，能有资格进入职业篮球比赛的球员屈指可数，而专业银行经理却多如牛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对于需要认知能力的工作，高额奖金对体力工作更容易产生正面效应。

这两种能力NBA球员都需要，但打篮球对体力的要求大于对脑力的要求（起码相对于银行经理是这样）。

对银行经理来说，他们的工作对体力要求相对较少，而对脑细胞的要求则很高，让他们表现出“决胜”

能力更加困难。

还有，既然篮球运动员在压力之下的成绩没有提高，那么，让银行经理在巨大压力下提高业绩则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对巨额奖金的合理性质疑

在纽约皇宫酒店举行的《美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度颁奖宴会上，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质疑巨额奖金是否合乎情理。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当时是美国金融服务委员会民主党的资深成员（2010年时，他是该委员会主席），他可不是那种请他吃饭，他就能言不由衷奉承你的人。

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在座的有不少是开银行的，你们的工资水平已经够高了，为什么还必须拿奖金才肯好好干活儿？”

会场里鸦雀无声，没人回答。

于是他接着说：“本来就是分内的工作，难道我们必须再付钱给你们，你们才去干吗？这个道理我弄不明白。

想想你们对普通员工是怎么说的？你们是整个金融系统最重要的人物，身居高位，你们光拿工资还不够，还必须有额外的奖励才能做好工作。”

你可能已经猜到听他讲完话以后发生的事，或者不发生也罢。

第一，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第二，没有人为他起立鼓掌。

归根结底，奖金是投资人和股东的钱，这些昂贵的薪酬方案真正效果如何，人们还不是那么清楚。

社会压力下的表现失常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为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情奋发努力，即使遭受失败。

回想一下你的统考成绩，例如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你平时的考试成绩与SAT成绩有差距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平时的考试成绩很可能要更好一些——这说明你一心想考好反而成了压力，你的分数也因此更低。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当众讲话。

人们为发表演说做准备，多数人在自己办公室里私下排练时讲得不错，但一站到众人面前，原先的计划就行不通了。

我们想打动别人，这个超强的激励因素却使我们的舌头不听使唤。

言语恐惧症（glossophobia，害怕当众演说）与蜘蛛恐惧症（arachnophobia），这两个症状的英语单词看上去差不多，给人造成的惧怕感也不相上下，这并不是巧合。

身为教授，我对这种形式的超强激励有着切身体会。

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当众讲话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最初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给一些教过我的教授做报告时，我紧张得全身发抖，每当我想要拿起激光杆指示投影中图表上的某一行内容时，就发现越紧张就越找不到，小光标在图表上到处游荡。

于是，事情变得更糟，我干脆丢下激光杆，凑合着讲下去。

经过长时间历练，我的公众演说能力有了提高，现在的我已经不再害怕当众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