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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标新立异者（第9页）

在其他一些情况中，许多揭发者都乐于混迹于人群中，他们的告密行为时常是匿名和不公开的，因为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害怕公然反叛带来的后果，虽然他们的这些自我牺牲行为能够显著地改善他人的福祉。

揭发者对于挑战企业腐败、大大小小的政治僭越、不当和危险行医及暴力性侵等现象都至关重要。

他们是催生金融、法律和医疗系统变革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然而，社会对于揭发者的态度时常是矛盾的，这部分反映出了一种短视，因为告密的价值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清，但媒体、政客和社会整体都只着眼于眼前，也就不想看到揭发者引发的丑闻和风波。

我们回应标新立异者的消极方式告诉我们，打压不同的声音会对社会福祉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所有类型的标新立异者中，揭发者最为脆弱，因为社会并不待见他们提出的异议，因而他们时常因为自己揭发行为和不同观点而遭受严厉的惩戒。

社会认同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一种短视性，每每在风口浪尖上时，我们会草率地认定揭发者都只是毫无忠诚可言的莽汉。

2003年，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大卫·凯利（DavidKelly）以匿名的方式向英国报纸记者私下爆料，他并不认为其负责巡检的伊拉克实验场所如当时英美官方口径声称的那样，用于制造生化武器。

据称是在非自愿的前提下，他被作为信息来源公开援引，用以驳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

很快他就死于非命，虽然官方鉴定他是死于自杀，但是其死因还是一直存疑。

凯利为他的揭发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遗憾的是，大卫·凯利的遭遇并不罕见。

在近年就有多例占据头版头条、令人高度关注的揭发事件。

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诋毁揭发者会带来的长期后果，并且陆续出台新的法案和制度以保护揭发者的权益。

我们需要能够鼓励揭发者挺身而出的激励政策，并且需要保护那些因为揭发而受到影响且脆弱无援的人，例如设定监管机制以确保这些人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惩罚。

以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朱利安·阿桑奇和爱德华·斯诺登为例，媒体已经捧红了一小撮揭发者，两人的事迹都被制作成了纪录片，好莱坞也将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

但是成名了的揭发者是否真的在揭发不当行为呢？在这一点上，东躲西藏的斯诺登似乎要比功成名就的阿桑奇更靠谱一些。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保护揭发者的措施，这些人说出的话可都是覆水难收，其后果也很难估量，因此相关法条的具体实施还是困难重重。

此外，揭发者揭发的罪行一般都是若干人的共同所为，这些人，从主犯到从犯，大多都有着销毁犯罪证据的动机和机会。

当缺乏足够证据时，相关法律等监管部门也无法精准地识别出应承担责任之人的身份，而揭发者自己也将难以自圆其说，无法证实自己故事的可靠性。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看到，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过度关联的世界，从众行为隐含着很多负面的影响。

标新立异者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新的观念和创新，同时也能部分地抑制我们效仿的倾向性，从这个角度看标新立异者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抵消从众的负面影响。

然而要想让标新立异者揭竿而起，对抗从众的群体，我们还需要为他们准备额外的激励，以鼓励他们承担风险，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如何确认这些反抗是正当的。

可我们如何找到大家都能认同的政策去激励“好的反抗”

，劝阻“不好的反抗”

呢？考虑到在我们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连“好”

和“坏”

的定义都很难达成共识，找到合适的政策就更困难了。

包括自由公正的媒体在内的民主机制能够帮助作为公民的我们，以鉴别反叛者和其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生活的标新立异者是“好”

还是“坏”

。

虽然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媒体自由或民主体制可言。

标新立异者在经济中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主要归功于创业者和发明家这两类人。

我们在本章已对发明家有了一些了解，但在市场环境下，发明家和创业者都面临着特殊的限制。

他们都或可从发明创造或在建立公司的过程中找到满足感作为努力的回报，但是这些尝试往往花费不菲，为这些创业或发明尝试找到融资总是困难重重，这一点对刚成立或规模尚小的公司而言尤其如此。

一方面是苦苦寻求融资的创业者，一方面金融市场每天都吞吐着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如何能将创业者同这些资金对接起来呢？守护着这些全球金融财富的人是创业者需要面对的第一道屏障，这对我们盲从者与叛逆者而言可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能确保这些金融投机者会有效地将资金投到有最好创意、能够创造就业和商业成功的创业者及发明家身上呢？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中会重点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