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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谁会反对助推（第8页）

自制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1972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推出了一种针对上门销售的强制冷静期，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一规则之下，任何上门销售必须要有书面声明以告知购买者在三天之内可以退货。

这一规则之所以出台，是因为人们经常对销售环节中存在的霸王条款和一些含糊不清的合同条款产生抱怨。

成本—收益实验立足于衡量那些得到帮助的人获得的利益以及没有得到帮助的人付出的代价，因此可以被用于确定这项法律何时开始实施。

通过这一实验，决策者希望能够弄清楚这一措施对那些不得不等几天才能拿到产品的顾客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顾客改变主意的概率有多大。

当代价很低（即便互联网上还没有维基百科，人们也不一定会感到有购买一套大百科全书的必要）并且当人们经常会改变主意时，这一原则才会起作用。

对于某些因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类似的应对方法也是最好的。

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在配偶离婚之前，必须要经过一段强制的等候期。

让人们停下来并在做出决定之前谨慎思考一番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

对于配偶之间离婚的决定，我们应当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中的原因。

（的确，有时候配偶双方的确都已经不再爱对方，但在他们最终离婚之前却不得不再忍受一段时间的煎熬，这难道不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吗？）同时，我们也可以很自然地想象出结婚时的类似限制，一些州也已经开始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了。

我们应当注意，人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悔，决策者虽然不妨碍人们做出选择，但是他们却的确要保证人们有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

请注意，在这一方面，强制冷静期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并且在满足下面两种情况下便可以实施：第一，人们并不经常做决定，并且因此而缺乏经验；第二，情绪比较激动。

这些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做出令自己后悔不已的选择。

《职业安全卫生法》已经超越了非对称性温和专制主义，这一法律实施的是全面禁止，因此毫无疑问会对人们造成伤害。

它不允许工人单独进行安全工作环境交易从而获得更高的薪水，尽管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会选择这样做。

社会保障计划不仅鼓励缴纳保险，而且也的确需要人们缴纳保险。

禁止人种、性别以及宗教歧视的法令是不能放弃的。

雇主不能要求员工做出为获得工资的提升而放弃免遭性骚扰的权利。

这些禁令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但是考虑到我们所探讨过的社会人的弱点，也许其中一些做法会得到人们的支持。

非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可能会基于这一契机而在诸如医疗保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大有作为。

这些观点中有很多都极大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但我们反对在温和专制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过远，原因是什么呢？毕竟，我们已经承认，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所带来的可能并不是零成本，因此，如果我们坚持声称自己一贯强烈反对那些导致人们付出更大代价的政策，便显得有些违心了。

同时，我们也并非对所有的强制措施都持反对态度。

但是，判断何时叫停以及实施助推的时机却大有学问。

对于需要强制实施以及无法选择退出的情况，“滑坡论”

便会体现出它的价值，特别是当决策者束手无策时。

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实施彻底禁止的政策，但这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因此，总体来讲，我们赞成更为自由和强制性较弱的干预。

对于冷静期，我们并不冷眼相看，而是寄予厚望。

在适当的情况下，这些规则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让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谨慎的措施，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