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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4页）

在合作的第五年，我们撰文将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份杂志的读者包括很多领域的学者。

那篇文章（本书的最后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觉思考的简单快捷，列出了在启发法中表现出的大约20种成见，还包括启发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学史学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领域的学者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和他人分享关于本学科的观点。

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

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人性，认为大多数关于人类特有行为的讨论都应以此为背景，这一观点几乎从未受到质疑。

关于人性，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广泛接纳了两种观点。

第一，人大体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

第二，恐惧、喜爱和憎恨这样的情感能够为人们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释。

我们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上述观点，却是对这两种观点的挑战。

我们记录下正常人思考时出现的系统性失误，认为这些失误是由认知机制的构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导致的。

这篇文章所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会科学著作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学术文章参考了这篇文章）。

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觉得这篇文章很有用处，启发法和成见等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中，包括医学诊断、法律判决、情报分析、哲学、金融、统计学和军事战略等。

例如，学习政策的学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则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事人们记得很清楚，而有的却被遗忘了。

人们是根据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来估测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这往往也与媒体报道的广泛程度有关。

常被提到的话题就在脑中变得鲜活，而其他的则会慢慢被遗忘。

也就是说，媒体选择报道的内容和人们脑中存在的信息不谋而合，所以专制政体对独立媒体施压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因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媒体能借此煽动狂潮也就见怪不怪了。

例如，在迈克尔·杰克逊死后的几周里，电视台几乎未报道别的事。

相反，媒体对那些带有批评性的、不能引起公众兴趣、掀不起大波澜的事往往很少报道，比如说去年日趋下滑的教育标准，还有医疗资源的投资过剩等。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很少报道”

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

我选为例子的话题经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却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

有一点我们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启发法和成见”

这样的心理学概念在其他领域中也具有广泛的启发作用，这便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附带成果：我们总是把为自己和被调查者设计的全部问题都写进文章里，这些问题可以为读者提供范例，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认知性成见牵绊的。

我希望你在读到“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

这样的问题时能有切身的体验，这样能帮助你更好地体会到相似度在引导可能性上的力量，并且能体验到我们多么容易忽略相关事实的统计。

这些实证材料的使用可为不同领域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一次不寻常的机会，使他们关注自己在思考时可能出现的纰漏。

看到自己的纰漏，这些学者才更有可能质疑当时普遍存在的那种武断想法，即人类很理性、很有逻辑性。

方法的选择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报道传统实验的结果，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令人关注，也不会令人如此难忘了。

而且，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会将自己的判断失误归咎于参与这些心理学研究的大学生，认为是这些学生一贯不负责任的做法使他们不愿相信实验结果。

当然，我们摒弃传统的实验方法，采用事例展示的方式，并非只为影响那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将事例展示出来更有意思。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选择也做对了。

本书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幸运在每个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总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个事例中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将伟大的成就变得平淡无奇。

我们展示的这些事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