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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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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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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

有风险意识的学生可以迅速发现可得性效应与自己的担忧不无关联。

在我们的作品发表前，经济学家霍华德·昆路德（HowardKunreuther）就已经注意到，可得性效应能够对买保险的行为模式和灾后的保护性行为模式作出解释。

当时，昆路德对风险和保险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受害者和近似受害者在灾后往往心存焦虑。

每次影响巨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加利福尼亚的居民都会去买保险，采取充分的自我保护和减少损失的措施。

他们固定好暖壶以防止其在地震中破碎，将地下室的门封死以抵抗洪水，还要确保紧急备用电源能正常工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灾难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担忧和防备的努力程度也会减弱。

记忆的动态变化为灾难、担忧和越来越松懈的心理这一循环作出了解释。

昆路德还观察到，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保护性行为，都能应对最糟糕的灾难。

早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们就为周期泛滥的河水的最高水位作出标记，找出相应的治水对策，当时的人们显然认为河水不会比标记的最高水位更高，因此他们很难想到还会有更大的洪灾。

被闪电击中与食物中毒，哪种意外致死率更高？

对可得性偏见最具影响力的几项研究，是由我们那些身在尤金的朋友完成的，保罗·斯洛维克和他的长期合作者萨拉·利希滕斯坦（SarahLichtenstein）以及我们以前的学生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Fischhoff）等人共同完成了这些研究。

他们关于公众对风险看法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包括一项如今已成为可得性偏见的标准案例的调查。

他们让受试者思考两组死亡原因：糖尿病和哮喘，中风和意外事故。

每组原因中，受试者要指出更常出现的原因并估测两种可能性的比率，然后将作出的判断与当时的健康统计数据进行比较。

以下是他们发现的一个样例：

·中风致死的数量几乎是所有意外事故致死总数的2倍，但80%的受试者却判断意外事故致死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认为龙卷风比哮喘更容易致死，尽管后者的致死率是前者的20倍。

·人们认为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不过，前者致死率却是后者的52倍。

·得病致死是意外死亡的18倍，但两者却被认为概率相等。

·意外死亡被认为是糖尿病致死率的300倍，但真正的比率却是1∶4.

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对死亡原因的估测因媒体报道而有所改变。

报道往往偏向新鲜和尖锐的事。

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的兴趣，也受到公众兴趣的影响。

编辑不可能忽略公众的需求，就对某些话题和观点进行大量报道。

不同寻常的事件（比如腐肉中毒）会格外引人注意，人们常会低估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

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准确反映；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估测也会受到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和频率与个人情感强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对致死原因的估测几乎是联想记忆中观点激发的直接反应，也是替代效应的极佳例子。

但斯洛维克和他的同事们有了更深层次的发现。

他们发现，人们想到不同风险的轻松程度与其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总是特别容易想起那些骇人的想法和画面，而那些流畅生动的骇人印象又会加深我们的恐惧。

如前所述，斯洛维克最后对情绪启发式的概念作了详细探究，认为人们在作判断和决策时会受情绪的影响：我喜欢它吗？我恨它吗？我对它的感觉有多强烈？斯洛维克说，在生活的很多领域中，人们形成的观点和作出的选择直接表达出其情感和取舍的基本倾向，而这些行为完全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