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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对结果可能性的权衡（第2页）

为了更好地理解确定性效应，假设你继承了100万美元，但你那同母异父的妹妹不甘心，在法庭上对这份遗嘱提出了质疑。

判决结果明天就会出来，你的律师向你保证你赢得官司的概率很大，有95%，但他又煞费苦心地提醒你法律判决并不都是尽如人意的。

现在，有个风险调整（校正）公司找到了你，想立即以91万美元与你交易，接不接受是你的事。

公司的报价比等待判决的预期价值（95万美元）要少（少了4万美元），但你确定你会拒绝这个提议吗？如果这样的事在你的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了，你应该知道“结构性和解”

这个大产业是以不菲的价格来提供保障的，他们充分利用了确定性效应。

可能性和确定性在损失研究方面具有同样强大的效应。

当心爱的人被推进手术室时，即使截肢的可能性只有5%，也是个噩耗—这个5%的风险带来的痛苦要远大于10%的可能性带来的痛苦的一半。

这是由于可能性效应，即我们往往看重轻风险，更愿意花比预期价值更多的钱将其排除掉。

在可能性效应中，有95%的可能性会遭受灾难和必然会遭受灾难两者间的心理差别甚至更大；虽然“一切都会没事的”

这样的希望很渺茫，但人们却总是将这种希望无限放大。

过于看重很小的概率，使得风险和保险政策更具诱惑力。

结论很明显：与预期原理相反，人们对结果的重视程度和对结果可能性的重视程度不同。

可能性效应会重视不大可能的结果，而几乎肯定的结果相对于确定的结果来说，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

预期原理通过可能性来判定价值，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心理。

然而这个问题却越来越复杂，因为有个有力的论点指出：想变得理性的决策制定者“一定”

要遵从预期原理。

这也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在1944年提出的公理版效用理论的主要观点。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指出，有些不确定结果与可能性并不相符，对这些结果的权衡会导致不一致性和其他恶果。

他们由理性选择的公理推出的期望效用理论当时立即就被视为一项重大成果，也使得期望效用理论成为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理性模式的核心内容。

30年后，阿莫斯带着一种敬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给我，当时他还向我介绍了一项针对这个理论的著名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也难逃阿莱斯悖论的陷阱

1952年，即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的效用理论发表几年后，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会讨论了风险经济学的问题。

很多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来自美国的与会者中包括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米尔顿·费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统计学界的带头人吉米·萨维奇（JimmieSavage）等人。

巴黎大会的一位组织人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Allais）几年后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莱斯准备了几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来问与会嘉宾。

那次大会与本章内容相关的问题就是，阿莱斯想要表明那些嘉宾容易受确定性效应的影响，因此才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和该理论所依据的理性选择的公理。

以下的一套选择是对阿莱斯构建的难题的简单表示。

在问题A和问题B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A.61%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63%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B.98%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100%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如果你和其他人一样，便会在问题A中偏向前面的选项，在问题B中偏向后面的选项。

如果你的确是这样选择的，就说明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并且违背了理性选择的原则。

这些齐聚巴黎的著名经济学家在“阿莱斯悖论”

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为了弄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择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从罐子里随意抓取弹珠的游戏，即若罐子里装有100颗弹珠，抽到红色的弹珠就算赢，抽到白色的就算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