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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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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闲话文人旧事（.shg.tw）”

！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前一阵子，媒体在吵嚷着作家财富排行榜的事情，靠写作能够发家致富，除了证明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之外，一定会让一些人眼红，难免会放出一点酸溜溜的词儿，什么清贫出作家、寂寞出杰作之类的。

这也难怪，在世人的头脑中，写作从来都不像是劳动，稿费简直就是捞外快。

这个想法大概由来已久，尤其是作家体制化有固定收入后，稿费不但不是劳动光荣的证明，可能还是烫手的山芋。

手头有一份1958年第19期《文艺报》，上面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必须减低稿费和上演报酬》。

真是今非昔比，现在的作家们拼命哭穷喊稿费低，可是当年的作家却要主动降稿费，他们傻吗，不知道钱好花吗？再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曹禺先生！

不敢怠慢，认真拜读：

作家的稿费应当大大减低，已成了从事创作的人们的普遍要求。

作家应该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生活与待遇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该有悬殊……稿费、名声、地位等等观念，只是妨碍作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绊脚石。

在“大跃进”

的气氛中，作家们是否“普遍要求”

降低稿费不得而知，被“革命热情”

所鼓舞昏了头倒是真的。

降低稿费表面看来是不搞特殊化，与“劳动人民”

平等，深究一下，不难看出轻视知识、轻视脑力劳动的社会风气。

在当年，点灯熬油写文章，那是名利思想在作怪！

在大喊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进军共产主义”

的时代，连吃饭都要在公共食堂中，以示绝对“平均”

，岂容作家们再多拿一份稿费？！

于是曹禺这样的文章就应时而出了。

在文艺界三天两头的运动中，曹禺不知写了多少这样的表态文字，文字背后是一个文学天才被扭曲的灵魂。

这个十九岁出手便震惊文坛的剧作家在后半生却哑了歌喉，有些人说他胆子小，也有人批评他爱热闹，这都是冲他艺术才华的浪费而言的。

但细想一想，不胆小他又能做什么？萧军敢说敢做吧，他的创作不也空白了几十年？至于爱热闹，他夫人李玉茹的话道出了曹禺无法摆脱的矛盾：“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

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的，喜欢参加的。

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

（李玉茹：《写在曹禺日记前的几句话》，《没有说完的话》第3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曹禺曾经对女儿说过：“我是用社会活动来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

（万方：《灵魂的石头》，《收获》1997年第1期）

像曹禺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抢回失去的时光，他能不着急吗？在晚年他一次次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万方：《灵魂的石头》）他不乏雄心壮志，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立志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

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

放弃社会活动……”

（曹禺1981年2月22日日记，《没有说完的话》第6页）但是他的“天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