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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

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

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

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传说，即属此类。

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那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的五大臣，但是，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

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iddot;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它们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

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

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情事，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

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遗产与剑（3）

最后，与王族血统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

从秦汉的单于时代起，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在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

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

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

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

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

届时，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都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

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

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的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推举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ldo;勇猛&rdo;、&ldo;贤明&rdo;之类美名，在漫长的时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

从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领冒顿时代，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这种氏族长会议、部族长会议、大人推举会议和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呼拉尔泰‐‐大会，直到努尔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议政、八贝勒推举汗王制度，全部贯穿着上述思想与原则。

不但最高权力的传承需要靠这种会议推戴、认可，而且重大国是如战争与军事行动、大型宗教仪式、财富分配与赋税等等也要在这种会议上获得通过或决定。

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以便防止不适当的欲望、野心和阴谋，防止滥用权力、武力乃至暴力等等。

不论是中原帝制王朝，还是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们，谁也没有能够走出这最后一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