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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第四章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

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

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iddot;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

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iddot;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

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

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

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

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

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

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

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

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

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

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达&iddot;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ldo;圣玛丽亚&rdo;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

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

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

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ldo;哈吉&rdo;（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

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ldo;福善&rdo;。

从此，人们又称他为&ldo;三宝太监&rdo;。

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

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

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

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

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

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

事实也证明。

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

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

这一&ldo;锡兰山寺碑&rdo;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