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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节（第3页）

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记载是实，常太后判定结果没问题，献文帝就是文成帝的儿子。

其二，这段记载欲盖弥彰，献文帝的身世有问题。

按《魏书·帝纪·卷五》记载，永昌王仁死的时间是七月，献文帝出生时间是次年七月，如果《魏书》记载为实，那么献文帝的血统就没问题。

但是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永昌王伏诛是在长安，从长安走到平城一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

所以更可怕的这种意见就是献文帝甚至都不是永昌王的儿子！

不过，有力的一个证据是：不管是常太后还是文成帝本人，最终认定献文帝为太子，按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推测到这里，又来了一个悖论。

献文帝不是出生在平城皇宫，而是出生在阴山（迁洛之前，北魏皇帝都是出生在平城宫）。

献文帝的出生时间史载是七月，这时候，文成帝也很“凑巧”

在阴山，六月去的，八月回京。

学术界一种说法就是，文成帝是怕常太后暗害李氏，才不远千里带她至阴山生子。

这个不合理，因为北魏前中期的“子贵母死”

制度，让这个说法缺乏根据。

常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暗害李氏，此时文成帝无子，非常着急要个太子（拓跋氏早期的兄终弟及制阴影一直盘踞，代代皇帝为了传位于子都费尽心思，文成帝为解此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早立太子），常太后可以在李氏生子后光明正大处死她（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暗害李氏。

如果按这个思路推测下去，就算献文帝非文成帝亲子，但文成帝本人是一定知情的，只是为了自己皇位稳固而行的权宜之计。

可悖论同时又来了，文成帝不可能长期容忍一个非亲子的太子，他儿子不少，待政权稳定后另立就成了，献文帝即位时才十二岁，根本不可能培植起东宫势力。

可文成帝到驾崩为止，十多年都没有这样的举措，也绝对不合理。

所以，在献文帝弘的身世问题上，矛盾重重，疑点重重，学术界讨论多年，仍然因为缺乏资料佐证，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能得出倒见鬼了！

）。

包括献文帝的禅位和暴崩，都是北魏历史谜案，而且对北魏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因为直接牵涉到的就是孝文帝和冯太后。

《魏书》中《天象志》直言献文帝被冯太后毒杀，持怀疑态度，因为《天象志》明确散失过由后人所补，献文帝本纪里面只说暴崩，比较谨慎。

而且，献文帝用兵次数多、成效大，这说明他对军队是有控制力的，以北魏的情况实在很难想像后宫能掌握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禁中兵权，也很难想像献文帝如果被冯太后所害，北魏宗室勋贵（这是一股极强的势力）能够全部闭口不言，也不为皇位动心。

看看北魏历代帝王交接的时候谋反了多少王？杀了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北魏一朝皇帝有孩子的时间，大致是正常的，但偏偏景穆太子（文成帝之父，太武帝之子，未即位便被杀，史称其忧惧而亡），文成帝，献文帝这三位有孩子的年龄实在是惊世骇俗。

景穆太子是十二岁，而且从这个时候到他死二十四岁的时候，他有十二个儿子还不算女儿，史称景穆十二王。

文成帝是十三岁有献文帝弘。

献文帝弘是十四岁有孝文帝宏。

因此，讨论古代男性在十二三岁是否有生育能力也成了研究北魏历史必不可少的话题。

但比较奇怪的是景穆太子之前和献文帝之后的诸皇帝生子时间都是相当正常的，比如太武帝和道武帝忙着四处打仗，有长子时的年纪都超出了二十岁；孝文帝有长子的时间是十七岁，他是天天在宫里待着的，合理。

换而言之，让人不可解的就是景穆太子，文成帝，献文帝这三代生子的年龄问题，如果说是拓跋家族的基因问题，那为什么之前之后的皇帝都正常得很？偏偏这三位的交接过程也是《魏书》最含糊的，历来史家都重视献文帝暴亡的事件，疑为冯太后鸩杀，可文成帝之死更莫名其妙，二十六岁暴崩，没有史料给予任何一点解释，文成帝皇后冯氏在之前没有任何作为，史书没有她当了十多年皇后的一点记录，偏就在这时候横空出世，突然独揽大权与乙浑一同摄政，最后一直到了文明太后的地位——《魏书》这一段，一定省略了很多东西，或者魏收本来也不清楚或者不能写，毕竟他是北齐人，《魏书》又是在北齐皇帝授意下所撰，本就不可能完全客观。

近年来出土的一些北魏墓志，已经证明了《魏书》里面不曾记录的相当重要的人和事不是一般的多。

我个人的观点，在景穆文成献文孝文这几朝间，应该是部分东西被掩盖或者修改了，现在的史料自相矛盾和不解的地方都太多，估计还是宫闱之秘，不能宣之于人。

好像是在这期间有一段时间被刻意压缩掉了，而截掉了就会出现三帝的生子年龄问题。

这段时期可能是在献文帝以太上皇身份执政的延兴年间（本来献文禅位这个事也属于历史谜团，问题重重，殊不可解）一直到太和初年。

以著名的宋绍祖墓为例，此人在太和元年下葬，无墓志仅有砖志，由此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幽州刺史，敦煌公，无生平记载。

敦煌向来是北魏战略重地，延兴年间因为与柔然的摩擦屡见于史，看宋绍祖的墓葬情况绝不草率，不可能是获罪而死而被隐匿的情况，却仍然于史无载？即便他的敦煌公可能是北魏特有的“假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