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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
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
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
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
其实人也会晕。
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
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
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
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人也比驴强。
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
里被斗得要死。
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
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
这一关他绝过不去。
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
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
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
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糙,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
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
;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
(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
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
。
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
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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