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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第5页）

巴金常常回忆起多次与李致相聚交谈的愉悦，回忆起1987年回到他向往已久的故乡——成都，度过愉快的十七天。

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情绪很好，很高兴。

唯一没有尽兴的遗憾是与李致交谈得不多。

李致当时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动，又要保证他休息好，没有见缝插针地与四爸聚谈。

李致调到省委宣传部后，成了“大忙人”

，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机会，巴金期盼与李致相聚的愿望常常落空。

1989年7月，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致说：“八九月我回家，会感到寂寞。

你有机会来上海，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李致很激动，他多么希望有更多与四爸交谈的机会，但离不开，条件不允许。

于是，他以调侃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歉意，在信上开玩笑说他想去上海，但飞机票太贵，以后只有多吃咸菜，省下钱买飞机票去看四爸。

巴金回信风趣地说：“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买飞机票，实报实销，不用吃咸菜。”

一来一往，亲切、有趣。

五

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巴金体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严重的语言障碍。

在说话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开口说：“前几年，李致他不来，现在晚了，我说话困难了。”

惋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李致又何尝不思念四爸呢！

四爸是他行动的楷模。

四爸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无穷，四爸信仰人生在于奉献的信条，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说真话”

“做好人”

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脑海里，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挺过了“文化大革命”

的艰难岁月，敢于在造反派的拳头面前高呼口号反抗对他的污蔑。

更令他欣慰的，是对那些来向他外调的造反派的软硬兼施，他从容以对，没有说一句违心不该说的话、写过一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

因此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

同李致一起关在“牛棚”

里的一位团中央负责人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是一条硬汉。

诚然，说真话不仅是李致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也是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规。

无论儿子女儿，或是外孙孙女，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说真话，就会得到谅解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从小就爱好文学，自1945年十五岁开始，在成都、重庆、自贡的大型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篇。

解放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紧张的公务，停止了写作。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审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情感受，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内就印了两次。

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

两句诗评价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从小读巴金的书，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办文化出版社时“积累中国文化，培养新人”

的影响，担任四川人民出版总社总编辑时，力排众议，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