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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分析讽喻和悲剧的关系，是《悲剧》的核心。

当时，学术界已经开始重新评价巴罗克时期的文化。

但是在本雅明看来，这些研究依然受制于古典诗学，不能理解人们观察的讽喻方式。

这些研究至多是校正过去的评价，而不能理解悲剧的真理内容。

而&ldo;哲学批评的目的是证明，艺术形式的功能在于把历史内容变成哲学真理&rdo;（23）。

本雅明表示：&ldo;讽喻‐‐发现这一实体乃是我最关心的。

&rdo;（24）本雅明所说的讽喻是指用人物或其他具体形象来表现抽象的概念。

本雅明认为，要想揭示巴罗克悲剧的真理内容，首先需要颠覆&ldo;在浪漫主义之后的混乱中上台的篡位者的专制&rdo;（25）。

这个篡位者就是支配艺术哲学的古典主义象征美学。

象征美学把艺术作品中的&ldo;理念&rdo;（idea）的&ldo;表现&rdo;宣布为象征。

这起源于神学。

物质和超验对象的统一乃是神学象征的悖论，在此被歪曲成表象与实质的关系。

美作为象征概念被认为近似于一个整体事物中的神性，绝对之物。

这与巴罗克的辩证法（两个极端之间的运动）是截然相反的。

尽管古典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扬弃，但其主要敌人是巴罗克，因为浪漫主义的成就始终得到承认。

古典主义把讽喻看做低级的艺术技巧。

本雅明引用歌德的说法：&ldo;诗人在从一般中寻找特殊和从特殊中寻找一般时是有很大区别的。

前者导致了讽喻，特殊仅仅是一般的例子；而后者才是诗歌的真正本性：表达特殊而无须考虑或参照一般。

谁把握住活生生的特殊，谁就把握住一般，而无须意识到后者，或只是在以后才开始意识到后者。

&rdo;本雅明分析说，歌德的意思是，讽喻不值得注意。

叔本华发挥了歌德的思想，认为，讽喻仅仅是&ldo;概念的表达&rdo;，而象征才是&ldo;理念的表达&rdo;。

总之，把象征与讽喻对立起来，把象征当作艺术，把讽喻当作技巧，贬低讽喻，这是唯心主义（idealis）美学的特征。

本雅明认为：&ldo;讽喻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玩耍的图解技巧，而是一种表达方式。

&rdo;他也反对把讽喻简单地当作巴罗克的&ldo;主要风格&rdo;（26）。

他指出，讽喻形式渗透着历史和哲学。

因此，需要确定讽喻的哲学基础和历史性质。

关于讽喻的哲学基础，本雅明从分析克劳伊泽尔（friedrichcreuzer，1771‐1858，德国古典学者）的《希腊等古代民族的象征和神话》中的有关论述入手。

克劳伊泽尔区分了两种象征：神圣象征和造型象征（即讽喻）。

前者把形式美和存在的最高实现结合起来，是理念的化身，后者只能表现某一个概念。

概念下降到我们的物质世界。

克劳伊泽尔强调，象征是瞬间的整体，而讽喻则是一系列瞬间。

讽喻缺乏那种瞬间性。

时间的尺度表明了象征与讽喻的差异。

象征经验是神秘的瞬间，在这瞬间，象征把意义变成自己的内涵。

而讽喻正体现了人类语言的一种矛盾。

语言是人为的符号，它处于象形存在和意义之间的深渊。

它不能抓住它想抓住的东西，即不能在瞬间把握整体。

本雅明认为，这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把时间范畴的引进符号学，乃是这些思想家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