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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
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
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
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
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
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
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
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
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
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
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
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
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
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
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
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
的,终日大声叫骂。
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
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
你自己想想去吧。
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
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
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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