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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
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
来说,
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
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
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如果他早两年寄来,或者还能换得我一些眼泪,但是他寄来的太晚了。
我在回信中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
我不能在照片上签字。”
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奇怪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位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
“长期不审判你,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
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
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悲哀,我过去充当清朝皇帝和伪满皇帝,那正是我的悲哀;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
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
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我看来,世界上的光辉是什么呢?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的朴素语言,是在我们爱新觉罗下一代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难道这些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难道我被寄予做个正经人的希望和信任,这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最宝贵的审判吗?
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是许多犯人共同的心情,甚至于是其中一些人早有的心情。
事实上,这种争取重新做人的愿望与信念,正逐渐在日益增多的心中生长着(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把改造当做是自己的事了),否则的话,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就不会过得那样与前不同。
我们每次逢年过节,在文娱活动方面,除了日常的球、棋、牌和每周看两次的电影之外,照例要组织一次晚会,由几个具有这方面才干的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如伪满将官老龙的戏法,小固的快板,老佑的清唱,溥杰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蒙古人老正和老郭的蒙古歌曲,等等。
溥杰偶尔也说一次自编的相声,大家有时也来个大合唱。
观众就是我们一所的这几十个人,会场就在我们一所的甬道里或者小俱乐部里。
甬道里从新年的前几天就开始张灯结彩,布置得花花绿绿。
有了这些,再加上年节丰盛的伙食和糖果零食,使大家过得很满意。
可是一九五七年这一次不行了,大家觉得别的全好,惟独这个甬道晚会有点令人不能满足;如果能像日本战犯似的在礼堂里组织一次大型晚会,那才过瘾。
离着新年还很远,许多人就流露出了这种愿望。
到了该着手筹备过年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学委们憋不住了,向所方提出了这个意思。
所方表示,倘若有信心,办个大型的也可以,并且说如果能办起来,可以让新调来的三、四两所的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做观众,把礼堂装得满满的。
学委们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告诉了各组,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筹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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