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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絮语（第3页）

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鹃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

她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四十五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

），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

。

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这篇小说就在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获得一等奖。

从此就开始了我第二次以笔耕为业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没写小说。

整整十年没读小说，重新执笔后就有个“今后小说怎么写法”

的问题。

二十年划入另册的生活，使我对人生，对艺术有了不少新的感悟。

虽然我年轻时受的苏联式文学观念教育，在我终生都会留下烙印。

但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

。

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

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

这样就写了《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

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积累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和域外生活。

这就是《据点》和《别了，濑户内海》等几篇。

所以我的小说有两套笔墨。

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

我重视文学对人们精神修养的影响，却不大相信它“干预生活”

的作用与能力。

我很少写这类东西。

我本质上是个守旧的，想赶新潮也赶不上的人。

外边世界不管对各种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热闹，我仍照我会用、爱用的方法写。

有时偶而弄点新花样，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试试新潮写法到底有多么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

《荒寺》就是这类东西。

其实我心里更喜欢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