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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

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

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

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y秽书的：起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

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

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

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y前性唤起的作用。

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

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

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还有一些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书，不客气地说，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

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

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在此我毫不谦虚他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

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

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

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

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

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

这一点与意识形态无关。

举例而言，《雷锋的故事》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把它译成英文，也很适合西点军校的学员阅读，但是对于那些秃顶教授，就不那么适宜。

再比方说，《罗兰小语》、琼瑶的小说，对美国highschool的女生很适宜（可惜的是美国这类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年过四旬，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就不适宜，如果强要他们读的话，大概会感到有点恶心。

这种人甚至会读storyofo，虽然你问他时他不一定肯承认。

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

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

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

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

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

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