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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2页）

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

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作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

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

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

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

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

现代文学的其它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

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

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

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

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

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

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

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

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

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

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

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

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

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