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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rdo;谴责统治层横征暴敛。

《鄘风&iddot;墙有茨》：&ldo;墙有茨，不可扫也。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rdo;乃是卫国百姓讽刺宫室内国君霸占儿媳，儿子和庶母私通等淫乱之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这类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

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

《国语&iddot;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ldo;厉王虐，国人谤王。

邵（召）公告曰：&lso;民不堪命矣。

&rso;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

以告，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rdo;本来，民不堪命、民心渐失应引起统治者足够的警醒，而周厉王采取的却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

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

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

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ldo;防民之口&rdo;，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是如此，在今天，纵观全球，也有不少类似周厉王的例子。

伊拉克的前领导人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在位时依靠暴力维持统治，严密控制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暴的处罚，最后营造出人民一片称颂的假象。

萨达姆在选举中的得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欧美任何一国的政府领导人都难望其项背。

可是，这种靠暴力维系的&ldo;民心&rdo;&ldo;民意&rdo;只可能是虚假的，萨达姆、卡扎菲最终因自毁&ldo;预警机制&rdo;而受惩罚，当他们被赶下台后，两国绝大多数国民欢欣鼓舞，伊拉克人将萨达姆的塑像推倒，利比亚人将卡扎菲的画像踩在脚下。

如果没有全民定期选举这种&ldo;民心&rdo;计量制度，退而求其次，允许媒体相对独立，允许信息公开传播，允许言论自由表达，那么，一个政府的&ldo;民心&rdo;之得失，也有虽不中亦不远的评测标准。

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

如果执政者既反对诞生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又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视为&ldo;西方&rdo;的理论加以排斥，同时，连对孔孟那种传统的&ldo;仁政&rdo;&ldo;亲民&rdo;理论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敬畏，那么，真实的&ldo;民心&rdo;&ldo;民意&rdo;得不到呈现，为官者必然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

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

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清朝末代皇帝在《退位诏书》中也说道：&ldo;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rdo;，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