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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偏有骑驴者和他开玩笑,佯诵为“河声流向东”
,使他奋力追之数里,以作重要更正。
这种傻劲儿,今之人恐不屑为。
官本位的时代,诗人的荣誉却超乎主宰一方的权威,张祜《题孟处士宅》即明白宣称:“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
比李白写“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还要勇敢。
连强盗拦得诗人,也只好佩服,请他继续走路(《唐诗纪事》载李涉事)。
至少在唐以前诗歌不靠刊物流布,不叫人默默吞咽。
它传唱于牛童、马走、儿童、孀妇之口,题写于道观、禅寺、山程、水驿之间。
地方官员、寺院住持皆有设置诗板,敬请名流题留新诗的习惯;而路边的芭蕉叶与青石面,则是诗人即兴发表作品的“诗刊”
;不用编辑揄扬,无须传媒炒作,佳作不胫而走,劣诗自行淘汰……那诚然是一个令后世诗人神往的时代。
作品的传世与不传,固然有赖自身的艺术力量,而同时还有一个历史际会的重要条件。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就诗而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又能叫新诗人佩服到哪里去呢?然而它从产生之日起即不胫而走,尔后代代相传,母子间口口相授,任何权威无法禁止,势必还要流传下去。
新诗,固然将在文学史上写下自己的篇章,但也不必振振有词道新诗的历史不长,便是其不如旧诗传诵的原因。
我们岂能指望不能流传当世、深入人心的作品,一千年后突然家弦户诵?“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韩愈),应该正视和承认,那个属于诗的黄金时代是不可复制的,那个时代产生的杰作,已成为一种典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回过头来,说说什么是诗。
我们的古人早在汉代以前就对此有很深的认识。
《说文》云:“诗,志也。
从言,寺声。”
这一解释,当依据于更早的《尚书》。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毛诗序》进一步发挥道:“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几段堪称经典的文字,一例释诗为“志”
,也就是将诗的中心内容归结为人的情志;而诗的文学功能,则是情志的释放、发抒以及沟通,所谓“志之所之”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
所以,诗者释也,人秉七情,应物斯感,心有千千结,须得释而放之,然后始得其平。
而散文从一开始(无论卜辞、铭文,还是《尚书》),其中心内容都是事实,而其功能则是记录。
古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诗歌、音乐、舞蹈在审美特征上的同一性,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种同一性就是节奏。
总之,诗是一种凝练的、节奏感极强的抒情性文学体裁。
朱光潜认为,一切纯文学作品,多少都有几分诗的素质。
(《诗论》)
诗词是情绪释放的产物,故始于兴会。
西人云:“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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