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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天下纵横一个属于士子的时代公孙鞅对战陈轸 伪君子与真小人的较量（第1页）

公孙鞅与陈轸在《鬼谷子的局》第一部中起着主导全局的作用。

从开始的河西之战至最终的渭河滩，彼此绞尽脑汁地钩心斗角、互相利用，总体看来是互有胜负、平分秋色。

整个第一部，这一对活宝可谓是相知相敬、相爱相杀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公孙鞅可谓是伪君子，陈轸便是真小人。

在这一点上，双方都瞧不起对方：公孙鞅数落陈轸见风使舵、朝秦暮楚，赤裸裸一势利小人；陈轸奚落公孙鞅表里比兴、口蜜腹剑，实实在一衣冠禽兽。

然而，伪君子伪善于表，真小人见恶于外，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丘之貉：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先秦时期，除奴隶外的自由者可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公孙鞅与陈轸同属于“士”

这一阶层。

就士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天下士，即类似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天下为己任，如苏秦、随巢子；第二种是国士，类似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样为国鞠躬尽瘁的，像白圭、屈原；第三种是俗士，类似李斯那般“人之不肖譬如鼠，在其自处耳”

的追名逐利之士，典型代表有陈轸、淳于髡；最后一种蠹士，就像路易十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者，燕易王、靳尚便是此类。

四士之中，天下士、国士已脱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种动物本能追求，进而向精神方面追求的这种境界。

而俗士与蠹士，则仍局限于物质方面，其中的区别便是：俗士有原则，蠹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孙鞅介于天下士与国士之间：为国，他处心积虑地除旧立新、朋比结党，以期借秦国这棵苍天大树来达到人生之巅峰。

这一点像白圭，所不同的是，公孙鞅侧重于自己，白圭更倾向国家。

白圭有底线、稳扎稳打，以强国、富名、勤王为立国之本；公孙鞅则是投机取巧、事兴敌所羞为，以公主为诱饵假意睦邻，在盟约墨迹未干之际临阵倒戈。

虽说用心险恶，然而换个角度讲，国与国之间只有实力与利益的制衡，何来君子小人之说？为天下，他在预感身不能保之时奋笔疾书《商君书》，衷心希望自己的新法能够“天长地久，惠泽天下”

。

如此颇像随巢子，有所不同的是，随巢子是真正忧天下之所忧，而公孙鞅却更在乎自己死后的不朽功名。

陈轸则介于俗士与蠹士之间：因为俗，他处事两面三刀，一边食君之禄，一边违国之法度而私行商道，最后又将“违法所得”

无偿捐赠于国以示其忠心。

然而，他却有自己的底线：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总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他很清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魏若失势，身为魏臣的自己亦无立身之处）。

这一点像李斯与庞涓，两人明“以国家利益为重”

而行大义灭亲之举（李斯诬韩非于始皇，庞涓诽孙膑于惠王），实则因自己的猜忌心而“见利忘义”

。

与之不同的是，陈轸不会因“猜妒”

而陷害知己，他始终坚持自己那一套底线；说他“蠹”

，他虽不至于像路易十六那样极端个人主义，却也为博得君心而草菅人命（庞衡父子、凤鸣龙吟事件等）。

而同样是“有奶即是娘”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的滑稽之士淳于髡就绝不会这么做，遇类似情况他势必会这样想：能达成目的的方法多了去了，老光头我何必行此损招？

至于二人何以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除性格使然外，形势所迫方是其真章。

早先公孙鞅仕魏，因出身卑微而见逐于魏惠侯。

雄心壮志受挫后，毅然西赴秦，受秦孝公赏识且被委以重任，最终裂地封君。

他的成功，不同于苏秦游说秦惠文公时那种“不得其情而说之，见非”

（间接地向天下揭露秦国潜力），因此被惠文公拒之以“羽翼未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