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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ldo;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rdo;（卷五）。

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ldo;圣人称：&lso;诗可以兴&rso;，以其最易感人也&rdo;（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ldo;诗教&rdo;说。

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ldo;作诗，不可以无我&rdo;，&ldo;有人无我，是傀儡也&rdo;。

（卷十）&ldo;我&rdo;即独具的个性。

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ldo;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

&rdo;（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ldo;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rdo;（卷三），&ldo;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rdo;（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

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

&ldo;性灵&rdo;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

袁枚论诗则有&ldo;笔性灵&rdo;、&ldo;笔性笨&rdo;之分。

（见《补遗》卷二）&ldo;笔性灵&rdo;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ldo;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

，&rso;（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

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ldo;兴会所至，容易成篇&rdo;（卷二）。

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ldo;兴会已过&rdo;，化&ldo;千万力气&rdo;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

书中引唐诗喻之：&ldo;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

，（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ldo;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lso;亦须不露斧凿痕迹。

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

书中引证杨万里语&ldo;风趣专写性灵&rdo;（卷一），又一再标举&ldo;生气&rdo;、&ldo;生趣&rdo;（《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

本书的精华在于&ldo;话&rdo;&rso;而基础却在于&ldo;诗&rdo;，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

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

钱钟书评本书&ldo;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rdo;（《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

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

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

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

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

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ldo;民国本&rdo;），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

但&ldo;校书真觉扫犹多&rdo;，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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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轩主人

诗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