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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

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

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

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

他发了命令。

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

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

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

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

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

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

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

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

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

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

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