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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1页）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时，出现了对于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尽管从宋代以来政府已很少干预和更改田制。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主张恢复井田，说：屯田之行，&ldo;知井田之必可复&rdo;；李塨主张&ldo;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rdo;，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ldo;收田&rdo;的具体方法等问题。

[47]但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影响。

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ldo;富人多占土地&rdo;，穷人&ldo;没有土地&rdo;，&ldo;乞食身无一物&rdo;的现象颇有指摘。

[48]

雍正年间，政府曾在旗地上设立井田。

[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说：

&ldo;……（限田之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

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

新莽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不得卖买，遂致民困思乱。

西晋以降有行之者，而废坏相踵。

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尝均。

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据为施行之证。

故黄义刚问限田于苏轼，而轼以为戏论。

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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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实行限田的实际困难：

&ldo;况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如江、浙等省地狭人稠，必令人各五十亩，安得如许之田？即川、陕等省似乎土满，而以人计地，亦不能各足五十亩。

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

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

&rdo;[50]

有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变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而仅就限田而言，实行起来也确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但高宗对王大臣等意见，并不以为然，谕：

&ldo;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rdo;[51]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还颇为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