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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ldo;考异&rdo;中，嘲笑司马光说：&ldo;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rdo;

存在&ldo;一年两元&rdo;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ldo;温国公&rdo;，故史称&ldo;温公&rdo;。

&ldo;温公&rdo;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ldo;文正&rdo;）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

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

我读史至此，也不免&ldo;责备贤者&rdo;：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

《春秋》有&ldo;王正月&rdo;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ldo;正月&rdo;，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ldo;正月&rdo;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ldo;正月&rdo;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ldo;正&rdo;，殷商以十二月为&ldo;正&rdo;，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ldo;正&rdo;。

故&ldo;王正月&rdo;，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ldo;改元&rdo;和&ldo;年号&rdo;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

司马光将&ldo;与年号无关的纪年&rdo;转义为&ldo;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rdo;，以为如此可以体现&ldo;春秋大义&rdo;，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

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

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ldo;太平兴国&rdo;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ldo;开宝九年&rdo;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ldo;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lso;太平兴国&rso;，则太祖嫌于不终。

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lso;太平兴国二年&rso;，则太宗嫌于无始。

&rdo;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ldo;太平兴国元年&rdo;，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

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ldo;太平兴国元年&rdo;，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ldo;两元&rdo;。

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ldo;开宝九年&rdo;，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ldo;太平兴国元年&rdo;，属于太宗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