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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第2页）

想起太祖时代与契丹的和约，太宗认为，如果可能，就与契丹再次签订和约，而后，修德，未来的事，交给神。

于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开始主动请和。

史上明白记录：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请求恢复太祖时的和约，契丹不答应。

太宗当初&ldo;惟有战耳&rdo;&ldo;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rdo;，这样的狠话放出，已经成为契丹的&ldo;民族创伤&rdo;，契丹不能忘。

&ldo;乘胜取幽蓟&rdo;也是一句狠话，在占领敌方土地的战事中，&ldo;克&rdo;是指费力拿下；&ldo;取&rdo;是指不费力拿下。

传统&ldo;春秋笔法&rdo;有此一说。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别注意此类&ldo;笔法&rdo;。

当大宋放出话来，要&ldo;取&rdo;幽蓟，几乎等于是对契丹的一场羞辱。

所以，终太宗一世，契丹没有原谅他。

南宋史论家吕中有一段话，说大宋与契丹的和战，颇有见地：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

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

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

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

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

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与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办法。

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于契丹方面，则和约可以巩固；出于我这一方，则和约难成而败。

太祖时，正当南征北战之际，而契丹与河东的北汉互相有军事同盟，即使以汉高帝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会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围的忧虑；唐太宗处此，也会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举动。

只有太祖专任边将，契丹来，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御之。

而且不派遣一个骑兵出境骚扰契丹，也不派遣一个使臣与契丹通和。

一直到契丹的边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书信，而后命令边臣回答他们；必要等待契丹来使行聘礼，而后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报。

这种做法，很得中原大国之体。

真宗景德年间的和约之所以长久，而徽宗宣和年间的和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来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来的。

太祖时，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经致书大宋雄州知州孙全兴，认为二国可以不必打仗，长久为邻国。

孙全兴请示太祖，太祖命孙全兴给耶律琮写信，认为可以。

于是，与契丹有了&ldo;修好&rdo;的来往。

太祖一朝，除了石岭关一战，何继筠打退契丹来援一战外，和约之后，没有战事。

契丹来&ldo;求和&rdo;事在大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

但《续资治通鉴》又记录说，早在此前半年，也即开宝七年三月，太祖曾经&ldo;遣使如辽，辽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来聘，议和&rdo;。

这样，似乎是大宋首先与契丹议和，而不是契丹首先与大宋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