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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第2页）

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订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

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

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祺，而是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

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

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

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翘，又拉了回来。

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

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

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

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

汪曾祺也不是战士，汪曾祺也是个文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

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

和“文革”

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

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198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祺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

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

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

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

汪曾祺是活化石，（1980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

是汪曾祺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

。

请注意，这个“老货”

没有半点不敬。

可以说，有没有汪曾祺，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祺带来了完整性。

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

我说了，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

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

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

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

与“武器的批判”

。

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

。

什么是“雅”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