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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当草原上的方士团队们还在集思广益，推敲着与伊稚斜单于谈判的种种细节，思索该如何调整“投名状”

的力度；留守在长安的汉天子则百无聊赖，陷入到某种近乎闲极无聊的地步了。

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

到现在为止，汉天子还不具备远程微操、亲自指挥的条件；在确定了大致方略理清了内外政治环境之后，他只能将军队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将领，然后默默的期盼最后的结果——而在结局底定、万事终了之前，除非前线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必须上报的变故，否则君主坐守后方，只能靠着定期的军报了解前线——效果略胜于无。

当然，大将军派人快马送回来的消息肯定是准确详尽、力求丰富。

但无论怎么丰富详尽，有些东西总没法说得太细。

譬如，他解释了自己命霍去病追踪伊稚斜单于的决策，并在汇报中顺便提了一点方士们的建议，一笔带过，并未详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中有资格下决心的是大将军而不是幸臣，其余人根本不必多提——但皇帝何许人物，哪怕仅仅是看一眼这只言片语，也能猜出此决策中必定有方士集团强力推动的手笔（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干脆就是穆氏和死鬼老登的手笔）；而方士集团名义上“随从出征”

，怕不是现在已经驰骋疆场纵马草原，在快快活活的四处撒野发癫了。

一念及此，再看看自己——独守空城、孤寂无聊、只能眼巴巴等着前线军报，那心中之烦躁无聊，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

不过，皇帝总不会长久无聊下去的。

无聊到某个程度之后，他就会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譬如说和儒家斗蛐蛐玩。

自先前对公孙弘发起了一波并不成功的攻势之后，皇帝默默消停了好久；但这并非出于宽容慈悲，而是事实所迫的忍让；而现在嘛，皇帝当然也没有找到一举解决儒生们的灵丹妙药，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皇帝穷极无事，正好拿他们来找找乐子——而恰好，穆祺离去之前，也刚刚留下了一本足以在政治及舆论上对儒生产生强烈冲击的巨著：《竹书纪年》。

按穆氏的说法，这应该是魏国留存的史书，因为保留在魏王的坟墓中侥幸逃脱了祖龙及项羽的两把大火，是如今仅存的，可以与《春秋》、《尚书》相对照的珍本史籍，六国史书唯一的残留；其史料价值，自然无与伦比；若能比较借鉴，也必定是极大的飞跃。

不过，对于大多数儒生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刺激显然不是什么史料价值，而是黑料价值；大概是因为魏国上下崇尚法家喜好权谋腹黑学的缘故，竹书纪年的取向与温文尔雅敦厚体贴的《尚书》全然不同，长篇大论记载的并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美好传说，而是上古三代的狂猛黑料，什么“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夏启杀伯益”

、“共伯和干王位”

；舜囚禁尧，夏启杀了伯益，共和执政根本就是篡位夺权；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依次揭发，将上古三代那种光辉灿烂人均圣贤的面纱给从头撕个干干净净，并对儒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尚书》、《春秋》发起了致命的攻势。

孔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孟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现在你跳出来告诉我上古三代其实也是勾心斗角一个鸟样——你几个意思？

说实话，尧舜禹汤周文周武都是冢中枯骨了，后世史书怎么写其实都无伤大雅；这样辛辣可怕的黑料，伤害最痛最深的，还是儒生——以《春秋》、《尚书》为信仰，绍述了一辈子孔孟之学的儒生。

毕竟，儒生正色当朝数十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生平用来pua皇帝的最大本钱，就是“三代”

；宗教要有神国，信仰要有寄托；对于儒生而言，最大最好最不容否定的乌托邦，就是那完美无缺、“天下为公”

的三代。

夏商周是好的，所以继承了夏商周治世之道的儒家也是好的；儒家是好的，所以儒家经典中为皇帝制订的那一套治理体系也是好的；天子只需学习经典、领悟思想、效仿三代，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这套逻辑如此完美、如此精细、如此强硬，以至于后续十数代王朝两千年历史，都不能真正反驳；黄老百家与儒生争锋，最多也就只能质疑一波对经典解读的正确与否，是万万跳不出这个逻辑的。

但现在嘛，有人居然敢跳出来直接向光辉美好的三代、儒家安身立命的最大依仗发起攻击，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白了，你现在都敢攻击三代，你将来敢做什么那我想都不敢想！

理所当然的，当这本《竹书纪年》的复印本从未知渠道被泄漏之后，本就与百家斗得大道磨灭的儒生们立刻赶到了不可遏制的狂怒。

在他们看来，依仗着造纸术与印刷术勉强与自己周旋的诸生不过是手下败将、冢中枯骨，就算一时得意，终究也不难消灭；但胆敢传播这种可怕黑料的异端却是决计不能容忍，非得以重手强硬出拳不可。

事关道统，仇恨不共戴天，要是不用点手段，恐怕当真要以为儒生可欺了！

当然，强硬回击，也要有张有弛；而儒生的应对，大致仍是得体的。

一开始他们虽然愤怒，却并未大肆围剿这本妖书，生怕动静太大，反而抬高了这种低劣黑料的身位；于是仔细斟酌，只派出小辈出战，质疑这本书的根底——你说这是魏国史书这就是魏国史书？根底都不清楚的东西，有什么资格上桌？

应该说，这套辩驳逻辑还是非常有力的。

穆祺提供的《竹书纪年》当然是真本，但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原版竹简早已失散殆尽，没办法提供任何佐证；质疑一本来历不明的印刷物的可靠性，当然是非常稳妥、非常有效、决计不会出错的好办法——如果晚上那么一百多年的话，这一套辩词说不定就真的成功了。

但很可惜，现在这个时间毕竟还是不够长。

祖龙的确搜括了六国的史书，但大秦的执行力显然没有强到无远弗届、使命必达的地步；在关东关中等统治薄弱的地带，仍然有大量六国王族和公卿遗存，至今都可以发挥影响；这些遗老们世代传承，不会不保留一些有关于本国史册的抄本——当然，私下流传的抄本必定是散乱的、细碎的、不成体系的，甚至根本没法整理；但只要这些抄本还存在，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做全方面的比对，而比对的结果嘛……

反正，在就《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大概十余天后，长安的儒生们就果断闭嘴，迅速开始了转进。

就转进的方向而言，儒生们一开始是想出动铁拳，直接呼唤丞相公孙弘强力出手，用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妖书直接封禁；但还好向上汇报之后，真正的大儒公孙弘聪明绝顶、明见万里，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如果此例一开，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

你搁这儿复辟暴秦《挟书律》呢？

文人之间的事情，能讲规矩的时候，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

于是众人商议再三，无可奈何，只有重回辩经路线，并调整辩论思路；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转而寻章摘句，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就算《竹书纪年》是真本又如何？史书是真本，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