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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和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成为战争的起源，尽管它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抽象概念，不具有导致自我毁灭这一典型现象，不象战争的破坏力最终毁灭战争，也不象仅仅预料到核破坏之巨大就几乎排除了核战争的可能性。

然而，和平环境（无战争状态）有时能够制造战争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和平环境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松懈警惕性，放松战争准备，同时；使渴望从战争获益的人得以不断加强力量。

历史上，和平环境常常引起人口成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它们破坏了战争力量的平衡与和平赖以存在的集体自我形象的平衡，于是从和平走向了战争。

和平状态本身虽无实质内容，不能引起任何动乱，但它却能够不偏不倚地促进人类各种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演化，而全然不顾对战争起抑制作用的对称和非对称状态。

正因为如此，一直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到1870年将自己视为好战的民族，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人尚未摆脱尚武的自我形象。

如果心理状态的改变使一国现状（也许正是上次战争的不可磨灭的结果）与其自我形象之间出现导致战争的矛盾，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原先似乎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曾被视为崇高荣耀的东西使人感到耻辱；曾被认为是无边际的梦想现在有可能成为现实。

正是在拿破仑之后的大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军力比率被钢铁、煤炭和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气机车所取代，它们反之又在各国之间形成了新的诱发战争的军力比率，爆发了1866年普鲁士与哈普斯堡王国之间的战争，1870年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76年沙俄帝国与奥托曼王朝之间的战争，1894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以及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在战争中，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削弱了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能力，无论是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对工业区实施的计划轰炸，还是象最初时期各交战部落的争斗那样，过多的杀戮使作战年龄人口减少。

而在和平时期任何形式的人类进步与人口增长往往增加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偶然出现的发展的平衡才制止了战争的发生。

如果和平不能诱发战争，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战争自身不能持久，而且总是自我毁灭。

胜利中的失败

若胜利不会走向失败，若增长的力量中不含自我毁灭的因素，那么，迅速扩张的希特勒统治绝不会最终崩溃，整个欧洲在他出世之前早就被一个强国统一了。

拿破仑的兴衰以及所有势不如他的先辈，甚至追溯很多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长期扩张及其衰亡也都是如此。

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军事力量的积累方面，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比小国的优势如此巨大，大国在边界长度与所包含的空间、人口和财富之比方面比小国占那么大的便宜，在欧洲繁多的战争中，大国理应每次都战胜小国，直到只剩下一个国家：它包含一切空间，从一个权力中心进行控制甚至在古罗马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国家就能横跨欧洲和小亚细亚、向南深入北非沙漠，远及美索不达米亚。

然而，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力量的&ldo;平衡&rdo;，即大国实力的增长引起在此之前还是对它持漠然态度的另一大国的恐惧和敌意，或促使小国联合起来抵制它的进一步扩张。

那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或者由于进一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能更多地动员人力物力使作战力量增强的国家，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进行扩张，但却不能超过某种极限。

当规模经济的增长与新的敌对国家或者敌对联盟的抵抗力量相当时便达到了这一极限。

扩张的国家要么接受这一顶点阶段形成的、令人沮丧的平衡，要么试图组成它自己的打破这一平衡的联合阵线，如果它能够找到对此有兴趣的同伴的话。

或者，抵抗一方要在战争中经受考验，于是，同一战略逻辑又将起作用，不论最终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

若扩张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仍处于成功曲线的上升阶段，它的胜利将引起那些刚遭受失败的国家或联盟保护的国家的恐惧与敌意。

于是，扩张再次受到抵制。

若扩张的国家失败，其失败程度则会因扩张国家新找到的、坚决抵抗胜利对手的友好国家而减轻；胜方如果是联盟，那么，由于抵御扩张需要加强联合而受到压制的内部对抗此刻又会重演，因此，联盟的胜利削弱了联盟自身。

（按照反常逻辑的必然规律，彻底的胜利将彻底摧毁联盟。

）

除了直接参与对抗的各方，在每个阶段，受到影响的还有其他或大或小的国家。

某一地区为抵御某一扩张国家组成的联盟本身就威胁其他国家，受威胁的国家就要设法与受联盟遏制的大国结盟，从而破坏争斗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失去了平衡。

这些规则很简单，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

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的较多相邻国家参与时则结盟容易，顺理成章；当结盟者较少，且无密切交往时则联盟松散而突然；自罗马衰落以来的欧洲正是如此随着胜利与失败、扩张与退让间的相互转化而保持着分裂的状况。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更早的年代里，如有关材料所述的马其顿统治以前的希腊城堡国家的兴衰、以及后来由亚力山大王朝分裂出来的希腊语国家之间都有这种情形。

我们所知的高卢人部落之间、莱茵河流域的日尔曼部族之间以及古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争斗都指示了这一反常逻辑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