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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第3页）

诗中写到读“画”

者是怎样由“画”

见“真”

，即联系个人生活经验去联想，玩味，把握画境，而终于与作者的意图猝然相逢，得到一种发现的乐趣。

这一过程在赏析诗词，也是十分近似的。

文艺创作表现情态和反映生活，又绝不像镜子那样简单和确定，诗歌创作尤其如此。

在实用文体中，作者总是将字词的意义在运用中尽量固定，即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

原则；而诗人恰恰相反，他往往要利用结构的特质，赋予字词以更多的意义，使诗变成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结构，这就从客观上具备了一种可能，即读者反复阅读一部作品，总可温故而知新。

这种知新，并不是指发现更多的同一种东西，而是指发现了新的层次上的东西。

王昌龄《塞下曲》：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

（沈德潜）。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高明的诗人没有简单地说“誓不还”

，而运用了一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体味，从而具有多义性的“终”

字。

同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二句，“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

（施补华）。

古代诗词杰作又往往具有哲理的深度，诗人往往通过审美的形式，把某种宁静淡远的情感、意绪、心境引向去融合、触及或领悟宇宙人生奥秘，从王维的五绝《鹿柴》到张若虚的长篇《春江花月夜》，不同的读者往往各各得到不同层次的审美感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潜），“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王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杜甫），“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见浅者从中体会到自然的真趣，见深者谓其深契禅机。

诗歌创作自身规律和诗词作品审美属性的复杂性，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

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欣赏的主观方面。

欣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欣赏力的等差，而欣赏力的等差是由读者的性分、学养、经历和心境诸多因素决定的。

人的性分取决于先天遗传与后天的培养，性分不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古人所谓“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葛洪《抱朴子》），拉丁谚语所谓“趣味无可争辩”

。

“譬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视世界如浮云的人，他视法国高蹈派诗人，和我国的竹林七贤，必远出于《神曲》的作者和屈原之上。

性喜自然的人，他见了自然的作品就不忍释手。”

（郁达夫《文艺鉴赏之偏爱价值》）在文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李杜优劣问题，大都与个人性分所近有关，只不过不是人人乐于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