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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喜情

喜情

在实际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夸示之意，而于穷苦之际，则郁郁寡欢，不欲多言。

但在文学创作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用韩愈的话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荆潭唱和诗序》）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到杜甫的诗篇、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抒写忧患之思、愤激之情，而表现喜悦之情的优秀作品，则比较少见。

这也许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心态，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喜悦之情的产生，常常由于某种目的的达到，这时人确实会引起一阵或强或弱的情绪波动，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诉他人，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或羡慕自己的成功。

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随着一个目的达到，必然会有另一个目的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又会转入对新目的的追求，原来的情绪波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

悲哀的情绪则相反。

人产生悲伤之情，通常是由于失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总是和血缘、情爱、理想、事业连在一起，其价值因人而异，一般为某人专有，故因失去而产生的悲哀，难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

凡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其价值的东西，都在失去后显得格外可贵，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悲哀之情的强度和复杂性，都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

情绪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其支配的倾向也愈大，从主观上讲，作者表现悲哀之情的冲动也更大。

用文字表达情感，往往要经过沉思的阶段，从客观上讲，悲哀之情也更宜于表达。

况且郁结在胸中的情意总得有个宣泄之处，如果不能付之于言，那么付之文字的欲望势必更加强烈。

“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

（陈献章《吊杜公墓》）。

“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

（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

在历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

但不能因此说，杜甫不善于抒写喜悦之情，杜诗中没有欢快之作。

当诗人在鄜州探亲时，听到唐朝军队已经逼近长安，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字字快利，笔笔含有喜气，一片欢快之情，飞动纸上。

回到长安后，又作《洗兵马》，写春日暄妍、百官欢忭之状，如在目前，喜悦之意，浮动笔墨之间。

宋代张戒说杜甫作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

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

（《岁寒堂诗话》）。

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

前人都认为，在历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