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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第12页）

鉴是取譬于镜子，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

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则谓之有衡鉴之权。

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即谓之依据资格。

两者是正相反对的。

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

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

北齐文襄帝做尚书时，就把它废掉了。

唐开元时，裴光庭又创循资格。

然自中叶以后，检校、试、摄、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资格不相当之人任事，遂开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

明孙丕扬创掣签法，资格相同者，纳签于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选者亲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

当时亦系用以对付中人请托的（见于慎行《笔麈》）然其后卒不能废。

大抵官吏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

政务官以才识为重，自不能专论资格。

事务官不过承上官之命依据法律，执行政务。

其事较少变化。

用法能得法外意，虽是极好的事，然其事太无凭据，若都借口学识，破弃资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窦多。

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视为偶然之事，在常时必不能行，历来诋諆资格之论，都是凭臆为说，不察实际情形的。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

此事古代亦无之。

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

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借乎回避。

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

郡县制度的初期，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胡人而为会稽守，即其明证。

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

《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

然其法尚不甚严。

至近世乃大为严密。

在清代，惟教职止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

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

外官则五服之内，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

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为难，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

惟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甚至言语不通，无从为治。

以私计论，来往川资，所费大巨，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

（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

（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

（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

然其事亦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