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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怀疑与信仰（第2页）

其间并引《孟子》为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

云云。

这里要插说几句话。

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是清朝秀才。

以会作破题、承题、起讲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

，心里当然有些不释然。

于是锥处囊中，或由于爱人以德，就自告奋勇，晚上给我们一些也还愿意听听的孩子们讲《孟子》。

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讲解，后背诵。

“河内凶”

这一章靠前，记得牢实些，所以能够抄在考卷上。

其时北大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评卷者看到纸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给了高分。

其他数学、外语等都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录取了。

录取为文学院学生，选系，听了师范同学也考入北大的陈世骧（后到美国教书，已故）的劝告，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

那时候，文史哲几乎不分家，于是听课，杂览，就三方面都有。

主干是温故，也想考古。

考古要大胆怀疑，如顾颉刚先生那样，说夏禹王可能是个虫子。

又要小心求证，于是就不能不多翻书。

现在回想，其时的生活是在两条线上往前走，一条可见，一条不可见。

可见的是上课，钻图书馆，心情有如乡下人进城，大街小巷，玉钏朱轮，都想见识见识。

具体说，也听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图书馆呢，由板着面孔的正经正史等一直到《回文类聚》和《楹联丛话》之类，都翻翻，这，吹嘘一点说是走向博，其实是“漫羡而无所归心”

，关系并不很大。

关系大的是那条不可见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

这精神是两种看来难于协调的作风的协调。

那是一，乱说乱道；另一，追根问柢。

或者合在一起说，是既怀疑又求真。

说这关系大，是因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

表现于外是口说笔写，要确有所见，不甘于人云亦云。

这当然是说学校，不是说我也这样有所得。

但是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

这说来话长，只好大题小作。

大概是学程四年的后期，追根问柢和怀疑互为因果，使我的兴趣或说思想有了较大的波动。

原想写的《九鼎考》扔下了，认为即使考清楚了，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闻道，夕死可矣”

的“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通俗点是怎样活才不是白白过了一生。

这使我相当惶惑。

只是惶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