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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第2页）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以夷伐夷”

（《后汉书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

（《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

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

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

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

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

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

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

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利，妄加讨戮。”

（《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

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

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

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

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

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晋书北狄传》载：“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

可见匈奴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夏朝时期。

秦汉之际，匈奴在塞外崛起，“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

（《盐铁论》）匈奴先是趁楚汉相争之时重新夺回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平原，又于公元前200年率领40万大军围困汉军32万于白登，作为大汉开国之君的刘邦也不得不贿赂单于阏氏才得以逃脱。

此时的匈奴之强，让大汉颜面尽失，只能采用和亲之计，甚至以刚毅著称的吕后也不得不强忍冒顿单于的书信之辱。

虽然汉庭“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

（《汉书匈奴传》），但匈奴贪暴不减，对边境多有寇掠，如（《汉书晁错传》）所言：“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