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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第10页）

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

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所谓“大泽”

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

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

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后汉书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

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

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

“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

（《后汉书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

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

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

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

（《后汉书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

“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后汉书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

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

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

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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