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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七十九（第3页）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

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

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

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

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

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

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

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

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

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

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

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

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

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

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

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

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

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骚扰，落职，知和州。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

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光曰：“于君何如？”

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

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

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今免役之法实类此。

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光不以为然。

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

光为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悦。

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

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道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