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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有关史识的闲话 1（第2页）

二字即避风港也，闲，就是不求深，不求全，尤其重要的是无拘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暂时不想了就作罢。

为了突出重点，分辨真假的小难可以略去，只攻大难，即史实有定，如何评定是非。

这在上一段已经说过，是要搬出“理”

，即评定的“原则”

来。

原则有性质之别，为了化繁为简，只说对立的两种。

一种是子曰、《诗》云之类，包括流行于各时代的街头巷尾多数人不想就认为毫无问题的种种说法以及伟大的什么人的所谓指示，其共同的特点是接受带或多或少的权威性的现成的。

另一种是经过“自己”

思索，有所肯定，追问为什么这样就可信可行，最后挖掘到一个根本的，自信为处处可通而且难得推倒，然后就以之为尺，量旧事新事之值得分辨是非的。

显然，所谓具史识，这识的基础应是后一种；前一种人云亦云就不成，因为错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至此，性急的读者会揪着辫子问：“你个人的原则是什么？还是快亮出来吧。”

为省事，我也乐得绕过繁琐的思辨，既已“图穷”

，干脆抽出“匕首”

，这是“人文主义”

。

这个名称很多人用，可能各有各的理解，我说我自己的，是：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要看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而行者非。

这是个概括的原则，但用得其当，它也未尝不可以对付具体。

姑且算做举例，以之为基础形成史识，评论史实，就会与某些实用主义的教条大异其趣。

比如根据某一教条，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

（推想是想论证造反有理。

其实这也难得成为普遍的原则，因为这理要有条件，条件是：被造反者是别人，不是自己。

）换为人文主义就不是这样，而是要就事论事，冤亲平等。

比如举不很远的。

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可是几乎把四川人杀光了，说句不怕高论家耻笑的话，如果我不幸生于其时，就宁可做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而不愿往四川分享农民起义的光荣，因为我无大志而舍不得小命。

同理，歌颂太平天国，我也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我读过一些其时的史料，其中最值得吟味的是李圭《思痛记》，大量的史实使我们感到，为了还能活，小民只好甘心做咸丰皇帝的子民，而不敢到金陵去冒点天灯的危险。

舍不得小命，两害之中取其小，不光彩吗？人文主义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

至此，史识的破题，以及其背后的理据，说完，连我自己也禁不住要问：“大热天，不到林下去风凉，叨唠这些做什么？”

以下说事出有因，是今年（1995年）3月，不要钱的《读书》送上门，我老规矩，翻翻，拣自己有兴趣的看看，其他一目十行，旅行到结尾，心里说“知道了”

，放下。

这一回却有点特别，是读了其中一篇之后，打电话问编者，想知道作者的情况，并说：“如果方便，愿意同他谈谈。”

承编者好意，告知作者在上海，而很巧，过不很久，这位作者就来北京，编者的好意全始全终，在东四北孔乙己酒店备一桌绍兴菜，约我和作者见面，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

且说我这次赴会的所得，酒、菜等唯物的不计，是见到这位我推为有见识的上海作者，并听了不少其他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