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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

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ldo;屈指老沅真白眉&rdo;之句。

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粘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

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

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

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

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

盖发誓自己&ldo;不要钱&rdo;，却允许兄弟&ldo;要钱&rdo;，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

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

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

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银钱事务。

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

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

虽然曾国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风，但毕竟是二品大员之家，必要的体面不可减省。

比如咸丰七年十一月底，曾国藩家居之时，逢曾国藩祖母之&ldo;冥寿&rdo;。

老太太已经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经根本没有纪念的必要。

然而曾家还是以相当的规模操办了一番，来客多达二百余人。

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信中这样汇报：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

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

吉公子孙外房亦来。

五席海参、羊肉、蛏。

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和今天的农村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费不多，人情来往倒是支出的大头。

经过这一段乡居，曾国藩才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

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右支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

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

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

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