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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比方说,小孩子、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子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
以笔者为例,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
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
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
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
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
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
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
最近应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视评论,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忧虑。
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
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
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
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
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入正题。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
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
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
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
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
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
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
不过我也有点好处: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在美国时看电视,有些日子闹神,有些日子闹鬼。
假如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唱歌,那一天准是圣诞节。
所有的人都在唱“静静的夜、神圣的夜”
,有的频道上是乡村歌手,弹着吉他,有的频道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围在炉边唱。
还有的频道上甚至是帕瓦罗蒂本人,在一个大教堂里和一群唱诗班的童子一道,把所有该在这一天唱的歌都唱完才算完——看一天电视就可以把所有的宗教歌曲都听会。
那一天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
美国又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外国人没什么可说的,倒是他们美国人自己在说:年年都是这一套,真是烦死了。
美国人喜欢拿宗教开些玩笑,不是因为他们不虔诚,主要是因为老是这一套,他们觉得有点烦——好在一年就闹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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