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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第6页）

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彫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的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

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

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

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

，变为以“三代王制”

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

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

的正当性。

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

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

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

的实际国策。

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

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

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

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

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

思潮。

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

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

说的否定性结论。

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

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

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

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

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

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