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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章 天下的运河（第6页）

大唐对漕运体系的发展将其推向巅峰，唐有天下，“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

。

漕运是至急至重的事，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

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

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

大运河漕运量的不足，使元朝政府另辟海上运输路线，至元十九年，首次开辟了从长江口的刘家港直航大沽的运输漕粮的海路，这是元朝的一大创举。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两朝沿用大运河作为连接江南经济重心的漕运通道，既丰富了运输方式，如支运、兑运、长运，又增加了严格的漕粮征交制度，再加上康雍乾时期对大运河有效的疏浚治理，保证了大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较为畅通，运河的漕运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辉煌时期。

目前，正是大运河从古至今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

大运河为沿岸创造的经济物质、生存方法、盈利财富，让我们看到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其未来必定走向复兴与新生。

这六位龙王都是人间王者的形状，穿袍蹬靴，携侍带眷，衬以天云海水。

民间文学中所言龙王、龙宫之事，如龙王的呼风唤雨职能、龙宫多宝等等几乎全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启发，在其演绎的过程中，文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冲破佛教文化的桎梏，创造出了众多充满人格化的龙王形象。

龙王与道教同样关系密切。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是在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的，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神仙并以龙为脚力。

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

，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龙称为龙峤。

据道教经典说，乘龙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那里，都会有神出迎。

早期的道教，尽管承认龙的施云布雨功能，却只是拿它当脚力使用，直到后来佛教将龙神据为己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大力争抢龙神，奉为龙主。

说起来缘于早期道教与佛教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二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

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就奋起直追了，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

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数百位龙王。

上古原始宗教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盘。

发展到这时候，道教的龙王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以至凡是有水的地方，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以及井、泉之内都有龙王驻在。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神兽变成了神，于是使大江南北无处不存在龙王。

[9]从隋唐开始，随着佛教、道教的盛行，佛、道中龙王的神话传说与早期民间的龙王信仰糅合在一起。

龙王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也逐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与杨坚，杨坚创立了隋朝，后来，杨坚南下大胜陈，统一了中原。

虽然表面上看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实则各门阀之间明争暗斗。

尤其是长久以来的格局已经让不同门阀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差距。

想要真正的统一，绝非容易。

除了中原的门阀，少数民族也存在各个门阀割据的情况。

隋朝定都于长安，但是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方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军队所需的粮草，仅仅依靠北方是难以供应的，南方的粮草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达，这就为挖掘大运河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历史上对于杨坚的死一直是有争论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杨广弑父，而后杨广赐死废太子杨勇。

相传，杨广小时候很乖巧，在杨坚面前一直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这和后来杀父杀兄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