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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

当时内心极度痛苦。

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

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

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

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

我从德国的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

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

当时&ldo;文化大革命&rdo;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ldo;黑帮大院&rdo;已经解散，每一个&ldo;罪犯&rdo;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

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ldo;不可接触者&rdo;的日子。

我枯坐门房中，除了传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

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

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

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

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

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ldo;修正主义&rdo;。

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

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

我哪里有这个勇气!我于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

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我被进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

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ldo;文化大革命&rdo;，如果我没有成为&ldo;不可接触者&rdo;，则必终日送往迎来，忙于行政工作，《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有人说：坏事能变成好事，信然矣。

人事纷纭，因果错综，我真不禁感慨系之了。

&ldo;总结&rdo;暂时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