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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日本XiNShUHaiGe CoM（第6页）

至于后来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后面慢慢再说。

话说在维新党的核心里，还有一位也来到了日本，那便是梁启超。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梁启超跟他的师傅康有为完全不是一种人。

首先就是人品，这位梁先生基本上天生就干不来那种坑蒙拐骗的勾当，一直都是个心胸坦荡之辈。

即便是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中间，他梁卓如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俗话说人品决定待遇——康有为从天津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跑到日本，绕了亚洲小半圈可临了临了日本人连岸都不打算让他上。

但梁启超，还没离开中国，日本那边连欢迎会都准备好了，伊藤博文更是亲口表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

于是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10月3日，日本人就亲自派出军舰大岛丸将梁启超接走，先送他去了广岛，后来又到了东京。

和孙中山一样，在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也给自己搞了个日本化名，叫吉田晋。

吉田，取自吉田松阴；晋，即为高杉晋作的晋。

安顿下来之后，梁启超想办法找到了当时正在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光绪皇帝也给弄到日本来。

得到的答复当然是NO，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日本人要真能想办法从皇宫里把光绪带出来，那当初戊戌变法时就想办法去颐和园杀慈禧搞合邦了，还需要在这儿跟你梁启超扯淡么？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毕竟对方是值得敬仰尊重的梁先生，因此大隈重信只是表示，如今贵国大局已定，先生还请不要急躁，暂且等待数年，等到时局有变，再做计较吧。

不过你也不要笑梁启超太傻太天真，你知道当时康有为在做什么么？

康先生倒是挺成熟的，这位老兄此时搞了一个奉衣带诏，说是自己在临出国前，光绪亲下朱谕密旨给他要他去日本筹款募兵，然后杀回北京讨伐慈禧，因此，为了大清王朝，请在日本的同胞们，多多捐款给我康某人吧，不捐不是中国人。

顺便一说，那个奉衣带诏，是康有为手工伪造的。

两人的人品之差距，大致就在于此吧。

眼看救回皇上无望，梁启超也只能死心作罢，开始蹲在家里过着每天看看书学学日语的日子。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么我们都知道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吃了什么特别来劲，反正是逮着一个维新党就想劝人家跟孙文合伙，结果梁启超倒是真跟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为人好说话，而且也确实开明得很，表示自己虽然是个不赞同革命的保皇派，但却并不排斥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完全能一起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

就这样，当年11月，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梁启超和孙中山第一次见了面。

两人一开始还各抒己见互不相容，各说各的理，结果没想到却是越谈越投机，聊到最后梁卓如也不顾自己维新党的身份了，跟孙文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合作。

其实此时梁启超的很多思想见解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说在抵达日本之后，他几乎瞬间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了。

“当我来到日本，实地见到了这个正在不断进步的国家后，就仿佛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般，头脑和身体都一下子畅快了起来。

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当差的还是做工的，都对人生抱有着莫大的希望并为此而活跃，浑身上下充满了勤勉进取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何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国能一跃登上世界文明的舞台吧。

比起正在不断腐败着的清政府，我想日本是一个更值得去爱慕的国家。”

之后，梁启超又接触了福泽渝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自由民主学说，在阅读了大量类似文章书籍后，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则必须从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

，而要使少年强大，则一定得从教育入手。

当年年末，在兴中会横浜分会会长冯镜如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叫《清议报》。

创刊后，陆续刊载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同时攻击大清的专制朝廷，鼓吹爱国救亡。

可能有人会问看着弟子一步步走向革命党阵营，康有为为何不闻不问？

这是因为此时的康先生觉得在日本混着没啥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施（坑）展（骗）不（不）开（到）拳（金）脚（钱），于是便带着他的奉衣带诏去了加拿大。

而孤身一人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跟孙文他们来往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介绍了不少自己的仰慕者加入革命党阵营，像章太炎、唐才常等人，就都是在这个时期经梁卓如之媒结识的孙文。

就在维新党和革命党越走越近的当儿，大清那边又出了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