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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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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握如

1938年春节之后，我的胃大出血，住进了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

大约初夏时节，乔国桢同志也来这里治疗肺结核病，从此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苏联运输机到达新疆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

此时乔国桢同志已在迪化，我们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

他的病很重，但看起来比在延安时胖了一点。

8月间，我们由迪化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国桢同志因病重比我们走得晚点。

到莫斯科后，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约30公里的“苦极乐”

松林别墅疗养。

这所疗养院是共产国际专门用来接待中国共产党人的。

国桢同志在这里没有待多久就转到莫斯科去住院了。

10月，我们去克里米亚疗养，疗养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尔以东约20公里一个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当时国桢同志身体还很虚弱，散步时要由护士搀扶，并且规定每天不得超过一公里。

夏天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国桢同志的身体已经恢复得比较好，长得很胖，但不太结实。

1940年10月初，我们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离开莫斯科，经塔什干、阿拉木图回国。

为办理回国手续，在阿拉木图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

记得在迪化，我和马明方、张子意、刘护平、方志纯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国桢同志则一个人单独隔离开住，但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这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我党在新疆虽然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在反动本质的驱使下，盛世才对我党实行了种种限制，不允许我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活动。

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要求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得公开自己的身份。

我们相互之间都不打听彼此的革命经历，不询问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这方面国桢同志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即使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中，组织上让他向同志们介绍监狱斗争生活应注意的事项时，他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从1942年起，盛世才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特务监视，并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

同时，他无故降低了我党驻新疆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减少必要的物资供应，使我们的处境急剧恶化。

4月，盛世才以各种名义将我党在新疆各地的工作人员全部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一起集中到羊毛湖、八户梁、南梁等处，实际上是将我们全部软禁起来了。

这是盛世才要公开反共的信号。

面对这种情况，陈潭秋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准备撤退，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重点是进行党性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

他还让李宗林、乔国桢等向大家介绍监狱生活、狱中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伪装，公开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新疆事件”

。

从这天中午起，中共驻新疆人员全部被软禁，陈潭秋等几位同志当天就被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