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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与进步（第2页）

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就有权柄任意处置一切。

故做帝王的若本领好了，能负责，肯做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做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做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

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为革命毁了。

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

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

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太合适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绝不是一天一月的事。

坏的坏下来若已几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这个数目。

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

这种东西有何认识。

譬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

“民族牺牲的消灭”

，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概念在内。

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

若这种对于“时间”

的疏忽处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

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点，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小期间的人。

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

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个好领袖，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全有保障了。”

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

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

出路的保障。

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点牢骚的。

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的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做应做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置身所在的国家一切命运了。

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自守，不乱说话，泰然坦然地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

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处与颓废处，据他们的自辩，与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莫不皆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

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糊涂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

。

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做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

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

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无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