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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余录（第4页）

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

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〇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〇年”

。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

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

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

——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

的喜悦。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

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

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

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

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

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

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

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

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

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

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

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

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

做看护。

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

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

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

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