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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跳舞（第2页）

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这种啰唆，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

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Jitterbugs（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

），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

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拚命踢跳，跳到筋疲力尽为止。

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

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

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颠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短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

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

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

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

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

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

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

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

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

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

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

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阑干，常常铁阑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

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

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

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

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西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

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

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

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

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

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

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

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样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綷縩下跪做祷告。

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

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