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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涨，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

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

刘镜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却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

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

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

，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

，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信不畅整整晚了20天。

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

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作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

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交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

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