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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

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订。

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

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

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

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

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

当时“九一八”

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

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

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

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

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

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

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英勇战斗。

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

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