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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2页）

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

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

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作出。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

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

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

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

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

而有些或仓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作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重困难。

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

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

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

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

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

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

“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

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